1944年，战火仍在延续。面对民族危亡，中央大学、金陵大学等众多青年学子积极响应号召，投身抗战前线，或担任随军译员，或加入“青年远征军”，踏上救亡图存的道路。

中央大学成立“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”（《国立中央大学校刊》1944年10月）

《金陵大学校刊》关于金陵大学“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”的报道

金陵大学校刊留下了一份密密排列的名单。

据校刊记载：“截至1944年12月中旬，参加远征军已被录取者34名，飞印度受训者36名，录取为空军者34人。另有从军报名者88名，总数达158名，约占全校学生人数七分之一，内有助教二人。”

金陵大学被远征军空军录取同学（34名）和印度远征军录取同学（36名）名单（《金陵大学校刊》1944年12月16日）

金陵大学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同学名录（88名）（《金陵大学校刊》1944年12月16日）

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亲自为从军学子作词《青年从军歌》，又写下《请缨》一诗：“弦歌风雨忆鸡鸣，谩卷诗书乐请缨。四海干戈崇武德，八荒蓝缕启文明。黄花碧血千秋事，宝剑寒老十万兵。三峡楼船东下日，会看香雪上台城。”

顾毓琇作词的《青年从军歌》（《国立中央大学校刊》）

校刊记下了送别他们的场景：“远征的卡车开进了校门……戎装的勇士，雄壮的歌声，胜利的笑容，兴奋的表情，显现着他们内心的愉快，带来了对胜利的保证。”

山高水远，音讯难通。一封封从战地寄回的书信，成为他们与母校、与后方师生珍贵的联结。

抵达前线后，学子们常以书信向母校报告近况、寄来思念。两校校刊专门开辟专栏刊载从军来鸿。

从滇西阵地到缅北丛林，这些书信跨越国境与烽烟而来。

有的寥寥数语，只为告诉远方的师长同学“一切安好”；有的铺陈笔墨，记录一路所见与战地经历。每一页铅字背后，都是一段鲜活的抗战记忆。

1944年3月，首批应征盟军译员的中央大学同学17人抵达印度。陈斉莲写信给母校报了平安：“经过七小时的飞行，我们首批十七人安抵印东阿萨密省陆军医院……我们派在内科第一病房工作，我对自己的工作感觉到无限的荣幸与兴趣。”

陈斉莲写给母校的信（《国立中央大学校刊》）

同年11月，远赴印度的金陵大学学子联名寄回音讯：“我们已先后于昨前二日全体安抵印度汀江新营，数日后将再迁移，每日二餐自理，菜有红苕及罐头牛肉，生活尚佳，勿念，祝好！”

金陵大学陶禄镇、萧奠宇等写给母校师长的信函（《金陵大学校刊》）

一句“勿念”，穿越千里烽烟，是他们留给母校最朴素的牵挂。

离开校园后，这些青年学生也在书信中记录着从课堂走向战场的变化。

1944年4月7日，吴大惠从缅北前线寄回书信：“诸位师长同学们，半月前我们还欢聚一堂，蒙你们欢送，使我永远的感激……我愿借校刊的一隅和诸位谈谈一路的风光。”

吴大惠寄自缅北前方的书信（《国立中央大学校刊》）

中央大学校刊刊载了一封远征军同学的集体报告信。信中回忆接受训练的经历：

“别离母校，倏忽岁月，但沙坪的景色，松林的弦诵，仍时时深印在我们的脑际……我们在此受过严格的战术及武器训练……天气是异常的干燥，我们踏着整齐的步伐，背着沉重的武器，子弹紧压在肩膀，走入了靶场，俯卧在野花开放的山麓，操演射击犀利的武器……。”

也写下了从课堂走向战场后的变化：

“磨练得黝黑色的面孔，强韧的筋肉，谁能相信这是刚离开学校怀抱的书生！……在那炮火连天、杀声震地的英勇情绪下，激起内心的共鸣，译员充当了战士，大家都在以班定远、马伏波的精神相期勉着。”

中央大学远征军同学寄给母校的集体报告信（《国立中央大学校刊》）

应征担任译员的王河林从成都致信师长：“五月六日奉派新津第五招待所任翻译工作……初来时唯恐力有不逮，但及开始工作会话后，尚未发生问题，且工作愉快胜任。”

王河林从成都寄给母校师长的信函（《国立中央大学校刊》）

应征同学周文楷从桂林来函，也记录了训练生活：“我们的射击成绩，都还不差……每日三餐，菜饭均佳……受训完毕便要赴各战区随军通译，那时将会有更新的资料报告给诸位师长与同学们的。”

周文楷发自桂林的报道（《国立中央大学校刊》）

1944年11月29日，《金陵大学校刊》刊发了纪峰波的《临别留书》。奔赴战场的前夜，他写下对未来的笃定：“为着祖国的眷恋”，“离别并非隔离……我想总会有那么一天，我们带着胜利的微笑，出现在你们怀着渴望心情的面前，到那时再来追溯起今天，不但不是离别，而更是我们互相热烈团结的开头呢！”

纪峰波写下的《临别留书》（《金陵大学校刊》1944年11月29日）

同样来自印度的一封书信中，是金陵大学一位从军同学写给校长陈裕光：

“本年四月四日，奉外事局命以译述工作人员之职，服役祖国驻印远征军，七月以还，并肩于盟军行伍之中……为国家效犬马之劳，为母校争荧荧之光……此殊是无愧于鼓楼金陵，足堪告慰于吾师及母校诸同学者也。”

一纸飞鸿，千里戎途。从报平安的“勿念”，到战地经历的娓娓记录，笔墨落在校刊纸页之上，留下的是牵挂、责任与对胜利的期盼。

这份期盼，终于在1945年照进现实。

1945年8月10日夜10时，获悉抗战胜利的消息后，中央大学二三百名学生手持火把上街游行，燃放鞭炮庆贺。

8月15日，日本天皇裕仁广播“终战诏书”，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。

中央大学、金陵大学师生与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抗战胜利。师生们沉浸在久违的喜悦之中，举行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广播“终战诏书”。

“带着胜利的微笑”相见的那一天，终于到来了。

奔赴前线的学子中，有人没能等到凯旋的时刻，但他们留下的文字，见证了那段共同的青春岁月。

1945年1月18日，金陵大学学生在泸州从军时留影

抗战胜利后，纪峰波再次致信母校。报告同学们在印军中的工作与生活，也表达了重返校园的愿望：“现在抗战胜利了，在举国欢欣之余，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是为抗战而从军的，但是今天胜利了，我们都迫切地希望，能重返金大，继续我们未完成的学程，尤其是想到金大快迁回南京旧址，重温旧梦，这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。”

1945年，金陵大学学生缴纳入学费

1945年9月9日，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举行。仪式只有短短的15分钟，背后是中国人民整整14年的浴血奋战。

刚刚卸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的顾毓琇，作为中国知识界的代表，以中将参议的身份出席了受降典礼。

1945年9月9日，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现场

顾毓琇“受降观礼”手迹

中央大学参加陪都各界庆祝盟国胜利大会的胸牌

烽火岁月中的一封封信函跨越山河，也跨越时间。它们记录的是战争中南大人的选择，更是一代青年在民族危亡之际，以所学、所能回应时代召唤的历史见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