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同学：

大家好。

如果说本科阶段历史学是你们的专业底色，到了研究生阶段，“学科”这一标签将伴随大家的学习生涯。2014年，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撤系建院，并按中国史、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设立三个系。中国史系实际上就是承担中国史学科相关事务工作的建制。近年，教育部明确中国史一级学科下设中国古代史、中国近代史、中国现代史、中国专门史、史学理论与史学史、历史地理学、历史文献学七个二级学科。所以，从古至今的“国史”就是我们学科的基本范畴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南大中国史学科薪火相传，形成了三大鲜明特色。

第一，与国家同呼吸，与民族共命运。

众所周知，中国的边疆民族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，近代列强殖民扩张，造成中国“四至不定，四邻不安，四肢不灵”。二战后，各国纷纷独立，这类问题往往更难解决。因为领土边界问题直接关系新生国家的主权和尊严。1944年，中央大学成立边疆政治系。1949年，边政系并入南京大学历史系。如今，以其学术传承为核心的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，首批入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。学术研究是服务国家的根基，特殊年代，南大边疆民族研究同仁依旧体现出极高的专业水准，他们参与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编绘，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提供了坚实历史依据。

而南大中华民国史研究，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八十年代蓬勃发展。因为民国史研究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社会氛围有关，回应了时代的趋向和人们的关切。南京大屠杀、正面战场、国际合作抗战相关研究，既为海外统战提供了历史支撑，也向世界彰显了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牺牲与贡献，更为湮没于历史的个体发出了声音。

第二，古今并重，学通中西。

不同于部分院校或厚古薄今、或厚今薄古，南大中国史素有贯通古今的传统。早年中央大学历史系将中国通史、中国近世史与西洋通史并列为毕业总考科目。现今，中国史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几乎涵盖了中国历史的全时段，从先秦到人民共和国，真正做到贯通古今。

南大中国史的先贤们很早就认识到，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共同塑造了自身的历史。其他学科的研究，不断推动中国史学科的发展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国际关系学科鼻祖王绳祖先生、英国史学科奠基人蒋孟引先生两位前辈负笈英伦，利用英国档案与中文史料互证，分别留下《马嘉理案和烟台条约》与《第二次鸦片战争》两部史学名著。茅家琦先生赓续传统，于1984年出版《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》。现如今，无论在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，使用外国一手文献研究中国历史，已是南大中国史师生的家常便饭。

第三，珍视传统，乐见创新。

南京大学的前身是民国时期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，南高在五四运动后，与北大是中国思想界一南一北两大阵营。北大高举新文化旗帜，批判传统。南高守护中华文化，被视作保守。然而，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，以柳诒徵先生为代表的学衡派，提出“昌明国粹，融化新知”，复兴传统文化，探索现代文明。南高与北大互补，共同呵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成长。

我们珍视老辈学人留下的传统，永远铭记开拓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贺昌群先生，开拓民族和边疆史研究的韩儒林先生，开拓明清经济史研究的洪焕椿先生，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陈恭禄先生，开拓秘密社会史研究的蔡少卿先生。南大中国史先贤，开枝散叶，桃李成蹊。

南大中国史同仁勇于创新。太平天国史巨擘茅家琦先生，上世纪八十年代毅然开拓当代台湾史研究新领域。南大社会史研究，从秘密社会延伸至新文化史、概念史、记忆研究，海内独步。早于人工智能热潮，已有学者深耕量化史学，用大数据揭示隐匿的历史规律。现如今，中国史师生开发的南大数智文献平台，正在用实践回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史学发展之问。

所有的成长，难免伴随迷茫和挫折。求学的道路，也不会是阔野坦途。愿各位以历史为方法，不受世俗成见束缚，身心健康地走好研究生阶段的每一步。与你们共勉。谢谢大家。